《天空之蓝》中的形而上焦虑

 成功案例     |      2019-05-10

  《天空之蓝》中的形而上焦虑

  ■廖小兰 赵天舒

  巴塔耶的写作有两个最主要的源头:尼采与萨德侯爵。前者对西方哲学中主体性传统的批判启发了巴塔耶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后者的作品则成为巴塔耶对抗现代理性的一个武器。在“前言”中,巴塔耶强调,《天空之蓝》一书源自一种“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一种具体语境下的焦虑,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焦虑。

  在尼采哲学中,上帝之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上帝之死作为一个单纯的事实是不够的,人们需要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实,这就需要对这样一个虚无世界的亲身体验,体验这种在混沌中无依无靠的绝望之感。巴塔耶将这种存在焦虑以一种体验的方式展现在《天空之蓝》当中。

  《天空之蓝》的叙事者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在唐璜传说里,统领最终出现,将唐璜带入地狱。而统领的形象作为死亡的化身,也反复出现在托普曼的精神世界里,如影随形。此外,这种存在的荒诞情绪也体现在主人公长期的精神挣扎上。世界已经混乱不堪,一切道德的准则都不复存在。在这种黑白颠倒的环境里,托普曼长期徘徊在个人纵欲与革命理想之间,难以作出抉择。这样的焦虑情绪,直接地体现在作品的核心部分,即关于“天空之蓝”的记叙之中。在多萝西娅到达巴塞罗那前一晚,当托普曼等待米歇尔时,他回忆起某个正午的阳光,突然就陶醉在了这“耀眼的蓝色”之中。存在焦虑被具象化为了那片无尽的、让人眩晕的天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笔下那个在正午烈日下提着灯笼寻找上帝的疯子。

  这部小说在文学上也有着对传统的继承。在文学性上与《天空之蓝》有着最直接关联的,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天空之蓝》三次涉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是在“前言”中,作者将陀氏的《白痴》列为符合自己创作观的代表作;后两次都是在小说开头,“序幕”第一句里的“在地下室中”就已经暗示了本书与《地下室手记》的关联,而很快作者就直接挑明,第一幕“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场景”。

  毫无疑问,首先影响巴塔耶的是陀氏作品中形而上的焦虑,以及因这样的焦虑而产生的癫狂。《地下室手记》的叙事者需要通过非理性的方式,一种完全独立于各种价值体系、纯粹出于自我意志的方式,来论证自我的存在。“地下室”并非他真正的住所,而是他这种社会边缘地位的象征。在《天空之蓝》里,这样一个无序的世界似乎完全被巴塔耶沿袭了下来。托普曼就是现代社会中生活在地下室的人,与一切正常的道德准则都无法共存,所行之事违背社会禁忌。可以说,他同《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一样,也在试图为自我的存在找寻一个新的支点。而他探寻的领域,便是那神秘、极端的不可能领域。

  在创作技巧方面,《天空之蓝》与《地下室手记》也极为相似。两部作品都以叙事者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且这种叙述是一种坦白或供认,但两位主人公并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何悔意,反之,这种坦白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地下世界”的沉沦。最重要的是,这种第一人称的坦白式陈述模糊了虚构的叙事者与真实的作者之间的界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作者的声音逐渐从叙事者的坦白陈述中显露出来;而在巴塔耶笔下,二者则彻底混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主体。巴塔耶在托普曼的叙事中,也就是“序幕”和“第二部分”中间,插入了一个看似与正文不相干的片段,即“第一部分”。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这个片段却和“前言”一样采用了斜体;且托普曼的叙事基本上用的都是过去时态,而这个片段却反常地用了现在时态,似乎有意混淆作者与叙事者的身份;此外,时常出现在托普曼幻想中的统领,也在这个片段中拜访了“我”。如此种种,都让作者与叙事者变得难以区分。通过这样的写作技巧,巴塔耶将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焦虑情绪带入了现实。

  哲学与文学的两个传统,最终汇聚在了此作关于“天空之蓝”的核心叙述当中,尼采式黑白颠倒的世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对极限体验的追求,融合在了这段超现实体验之中:在黑夜星空下,托普曼却因正午刺眼阳光而感到眩晕,“在这昏暗的夜里,我为光沉醉了”。这就好像他一直以来都提着灯笼行走在夜里,此刻却突然见到了光明。巴塔耶一直对太阳有着强烈的痴迷,在他看来,太阳散发着光与热,消耗着自我,却不求回报,这种纯粹能量的释放最完美地体现了“耗费”这一观念。与自我保存、功利主义的计算相反,耗费完全是一种超越理性、回归人类原始冲动的行为。它直接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那象征着形而上危机的黑夜,被“耀眼的蓝色”驱散,象征着托普曼彻底从曾经撕扯他的道德、政治理想、社会习俗中解脱出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极限体验和不可能领域之中!